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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罕见的帝王级鎏金青铜掐丝珐琅“莲花”烛台,中国,明代早期,14世纪末/15世纪初。高14.5厘米,立于三个小如意形足上, 台座边缘饰有一圈精细錾刻的莲花卷草纹带,其内为浓郁的绿松石色底上富丽堂皇的掐丝珐琅装饰,中央一朵莲花被多彩的叶片和花苞环绕。 底座中央刻有伪经泰帝六字款。图录注释:有理由推测,此烛台原本是用来支撑三足香炉或花瓶的,二者可能均用于祭祀仪式。 其掐丝珐琅工艺的卓越品质、莲花与叶片设计的和谐统一,以及浮雕元素的运用,均与明代早期的年代特征相吻合。 参见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十四世纪三足香炉(藏品编号: 故琺001004N000000000,曾在“揭开景泰镂空掐丝珐琅之谜”展览中展出(https://south.npm.gov.tw/English/ExhibitionsDetailE003110.aspx?Cond=e688e65a-4832-4c2a-9fa8-ef106e8f3ec0&appname=Exhibition3112EN)中展出。 根据对花卉纹样风格演变的研究,本展品底座上的莲花图案充分体现了直至15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如赫尔穆特·布林克(Helmut Brinker)和阿尔伯特·卢茨(Albert Lutz)1989年所著《中国掐丝珐琅:皮埃尔·乌尔德里收藏》(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伦敦) 第59页,图34,a、b和c所示。事实上,它与两件曼荼罗烛台上的花卉图案极为相似:其中一件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品编号 1987.58(https://south.npm.gov.tw/English/ExhibitionsDetailE003110.aspx?Cond=e688e65a-4832-4c2a-9fa8-ef106e8f3ec0&appname=Exhibition3112EN),另一件藏于华盛顿特区的弗里尔美术馆,藏品编号 F1998.295(https://south.npm.gov.tw/English/ExhibitionsDetailE003110.aspx?Cond=e688e65a-4832-4c2a-9fa8-ef106e8f3ec0&appname=Exhibition3112EN),均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早期。 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代早期三足香炉,该香炉图录于《故宫典藏——珐琅》,2011年,北京,第32页,图版15。 同一釉料单元内颜色相互融合——如黄色与绿色、红色与绿色、蓝色与绿色——也是明代早期的典型特征。 同样,其釉色组合也符合宣德年间之前使用的六色配色方案:底色为浓郁的绿松石色,辅以红、黄、深蓝、白和深绿。其中,前五种颜色均为不透明釉,而深绿色则为透明釉,这与明代早期的珐琅工艺特征一致[1]。 这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黑色釉,而黑色釉正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此外,色调较为内敛的红色以及偏紫的蓝色也是该时期的典型特征[2]。 关于类似风格的錾刻工艺,另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三足香炉,该器物图录刊载于《故宫珍宝全集——金属釉器》(2008年,香港),第16页,编号14。 另可参见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宣德时期昆迪卡,其装饰与錾刻技法与本品相似,藏品编号 1977,0718.1(https://south.npm.gov.tw/English/ExhibitionsDetailE003110.aspx?Cond=e688e65a-4832-4c2a-9fa8-ef106e8f3ec0&appname=Exhibition3112EN)。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装饰技法后来在清朝得以复兴,用于装饰供皇室使用的器物:当时,将古代重要的掐丝珐琅元素重新用于青铜或铜制底座上,然后进行锤揲和镀金处理。 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众多掐丝珐琅器物均以这种方式被重新利用,这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许多清代宫廷藏品中可见一斑,这些藏品收录于《故宫珍宝全集——金属珐琅器》(2008年), 香港,第2–16页,编号1–14;第17–18页,编号15–16。 最后,景泰款——中国掐丝珐琅器上最常见的款识——是以刻划方式施加的,这强烈表明器身是在施釉的同一时期铸造的,而款识本身则是后来才添加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特别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当时此类款识主要被加在14至15世纪制作的器物上,尽管沿水平线刻划的款识相对罕见[3]。 参见加纳(Garner)1970年著作图版18所示的花瓶,其年代可追溯至十五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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