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2 - 鲍勃·迪伦1965年未发表的《花花公子》杂志专访纳特·亨托夫的原始盘式录音带

鲍勃·迪伦1965年未发表的《花花公子》杂志专访纳特·亨托夫的原始盘式录音带 这套包含四卷原始磁带（¼英寸）的录音，收录了历史学家、音乐评论家兼言论自由活动家纳特·亨托夫于1965年10月至11月在纽约市为《花花公子》杂志对鲍勃·迪伦进行的未发表采访，总时长约两小时。 迪伦对此次采访行使了否决权，最终拒绝允许其发表；最终刊载于1966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上的版本是一篇截然不同的采访，该采访以幽默和意识流风格著称，实为迪伦与亨托夫为刊发而共同编造的。 这些磁带卷存放在原装的黑色盒子中，其中一个盒子正面贴有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内部运输标签”；盒子已显磨损，边缘有裂痕，但磁带本身保存完好。随附一个USB闪存盘，内含磁带音频的数字化转录文件。 这些磁带由纳特·亨托夫的儿子委托出售，此前曾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宣传部门归还给亨托夫，此后一直由其家族保存至今。 这些录音中保存的广泛对话，记录了迪伦在《重访61号公路》发行后这一关键时刻的思考：他拒绝被简单贴上标签，并反思了摇滚乐、民谣、名气、抗议歌曲、政治、教育、毒品、金钱，以及被视为“一代人代言人”所带来的负担——这是他拒绝接受的标签。 迪伦开篇便驳斥了当时新流行的“民谣摇滚”一词，表示他更关注“声音”本身而非流派分类，并盛赞了早期摇滚乐、乡村音乐、节奏布鲁斯、摩城音乐、奥蒂斯·雷丁、威尔逊·皮克特、约翰尼·卡什、 卡尔·珀金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早期唱片以及披头士乐队所蕴含的情感力量。谈及摇滚乐时，他说：“那完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形式，能让你进入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 在谈及自己与莱文和霍克斯乐队一起转向电声表演时，迪伦坚持认为这种转变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而是他长久以来的意图：“在我心中这并不新鲜。不过，我想在许多其他人心中这倒是新鲜的。” 采访的大部分内容围绕迪伦拒绝被民谣复兴运动所束缚，以及拒绝继续创作“抗议歌曲”的期望展开。 当被问及关于他不再演唱抗议题材歌曲的批评时，迪伦冷静地回应说他“与那完全没有瓜葛”，并拒绝接受“寓言歌曲”这一概念，称其“庸俗”，并表示：“我不再试图表达任何东西了……“这些歌只是被别人听到了，仅此而已……它们存在，无论谁在听，那都与我无关。”他对被称作民谣歌手同样抵触，解释说自己对民谣音乐怀有“非常深切的敬意”，但对商业化的民谣圈毫无兴趣： “说真的，我根本不是民谣歌手……我从不给自己贴标签，真的。我更像是一台老虎机。老虎机奇才！” 亨托夫一再追问迪伦关于社会运动、政治、民权、越南战争、言论自由运动、琼·贝兹的社运活动，以及歌曲能否改变社会等问题。 迪伦的回答既含糊其辞又耐人寻味，他赞扬了贝兹的奉献精神——“我认为琼·贝兹所做的一切简直太棒了”——同时表示，主动去寻找抗议和示威活动“根本不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 当被问及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新社会时，迪伦补充道：“我甚至不会用‘社会’这个概念来思考。” 他还以一贯的辛辣口吻畅想自己当选总统的情景：说他会把朋友们带进白宫，用“秋千和跷跷板”重新装修，并邀请毛泽东“过来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这次访谈尤其突显了迪伦对名气与隐私的思考。他坦率地谈到了名人身份的局限性，表示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简单地登上灰狗巴士就消失无踪：“我再也做不到那点了……这得看，你知道……得让灰狗巴士来找我。”但他否认自己被人气所困，坚持认为未来的专辑未必会“更好”，只是“不同”，而且他对是否会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并不感到焦虑。 关于金钱，他说创作歌曲的收入仅仅让他得以远离“那些向你伸手索要的人”，并补充说他不会动用这笔钱，想象着它会“随风飘散，回到它来的地方”。 最后，迪伦详细回顾了自己的音乐根源和艺术发展历程，追溯了他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西部音乐、摇滚乐和波尔卡音乐，到哈里·贝拉方特、奥黛塔、乔什·怀特、伍迪·格思里以及更古老的民谣传统的演变之路。 他解释说，格思里的影响塑造了他的早期唱片，但在《61号公路重访》发行时，这种影响已基本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