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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取材自《罗摩衍那》的插图系列,约1820年代,印度,西孟加拉邦,穆尔希达巴德或加尔各答, “公司画派”作品,共五幅水彩画,描绘瓦尔米基所著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场景,采用不透明颜料绘制于带有水印的欧洲格纹纸上,其中最大一幅的水印为椭圆形内嵌“AL”字样(最大尺寸31×47.5厘米)(5) 来源: 由卖方之父于1999年2月2日在美国Kuehnert's Auction Gallery Inc.拍卖会上购得,拍品编号130。如需购买凭证,欢迎联系本部门。 脚注:本拍品的画作以其低调的色调而脱颖而出,偏爱浅蓝和浅绿色调,人物轮廓柔和,这得益于对水性水粉画笔触的精湛运用。此类特质常被归因于印度东北部的绘画流派,尤其是穆尔希达巴德和加尔各答。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常设馆藏中,有一组18世纪晚期的印度传统仪式画作,据传出自穆尔希达巴德或加尔各答画派,其风格、构图以及柔和含蓄的色调与本组作品颇为相似。 例如,《穆斯林婚礼》(约1775-1805年,藏品编号IS.11:8-1887)在形态处理上与本组作品高度一致,尤其体现在人物裸露双腿的阴影处理与塑形,以及生动高举的双臂上。 面部特征仅用极简的笔触勾勒出眼睛、鼻子和嘴巴,而大象仪仗的色彩则与本组作品中的一幅在色调和风格上如出一辙。另一件作品, 《霍利节》(约1775-1805年,藏品编号IS.11:9-1887),在风景表现上提供了可供比较的视角,尤其体现在树干与枝干扭曲的描绘,以及树叶那近乎漂浮、轻盈通透的质感上。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邦瀚斯2020年6月11日“印度与伊斯兰艺术”拍卖会的第180号拍品。 画中“食羊者”的装束与该系列中一幅作品中居中的站立猴子形象所穿的服饰颇为相似。深红色的纱丽(dhoti)绘制得色调几乎完全一致,而人物充满动感的姿态——尤其是右腿微微向前弯曲的姿势——让人联想到邦瀚斯那幅作品中的居中站立人物。 18世纪,穆尔希达巴德曾是孟加拉的首都,由纳瓦布统治——纳瓦布是莫卧儿皇帝任命的省长,负责管理孟加拉和阿瓦德等关键地区。随着莫卧儿中央权威的削弱,这些省长日益行使自治权,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统治者。 鼎盛时期,穆尔希达巴德是印度最富裕、最重要的城市中心之一。然而,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商业和政治野心的扩张,纳瓦布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成为决定性的转折点,罗伯特·克莱夫在该战役中击败了西拉杰·乌德·达乌拉。这一胜利标志着英国在孟加拉政治霸权的开始,并引发了纳瓦布权威的逐渐瓦解。 尽管穆尔希达巴德仍名义上作为纳瓦布的驻地,但实际权力却日益转移到英国人手中。到1770年代初期,由于加尔各答在胡格利河畔的战略位置及其作为印度东部主要中心的作用日益凸显,英国的行政权力正式移交至该地。 因此,穆尔希达巴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一转变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宫廷赞助减少,许多穆尔希达巴德的画家和工匠因此流离失所。有些人迁移到勒克瑙和斋浦尔等其他王室宫廷,而另一些人则迁往加尔各答,寻求新的赞助和商业机会。 为适应这些变化的环境以及英国赞助人的审美取向,艺术家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契合欧洲美学风格的画风,从而促成了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画派”的兴起(米尔德雷德·阿彻,《印度事务局图书馆中的东印度公司素描》,1972年,第61页)。 本拍品特别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尽管艺术家们试图迎合欧洲美学,但画作所描绘的却是瓦尔米基所著《罗摩衍那》中的场景——这部古印度史诗讲述了罗摩王子远征兰卡,从魔王罗波那手中救出妻子悉多的历程。 《罗摩衍那》是许多印度教信徒的重要经典,其插图在整个次大陆都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因此,这一系列作品不应被视为单纯的英国出口产品,而应被视为穆尔希达巴迪艺术家对印度教文化与哲学奠基性经典所作的精湛诠释。 其他归属于同一流派和时期、可能曾属于同一系列的相关画作,则出现在第349号和第350号拍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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