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约翰·格奥尔格·普拉策（Johann Georg PLATZER，1704-1761）

约翰·格奥尔格·普拉策（Johann Georg PLATZER，1704-1761） 亚马逊女王塔莱斯特里斯受亚历山大大帝接见 铜板油画 左下角签名“J. G. Platzer” 尺寸：66 × 94 厘米 来源：巴黎，沙普塔尔街3号，埃蒂安·埃德蒙·马丁（1825-1906）收藏，贝尔农维尔男爵； 巴黎，其遗产拍卖，皮耶拍卖行，1881年5月9日至16日，第417号拍品； 巴黎，加利耶拉宫，埃蒂安·阿德尔大师，1961年6月20日，第79号拍品。 作品简介：约翰·格奥尔格·普拉策于1704年出生于蒂罗尔。他先是在岳父约瑟夫·安东·凯斯勒门下学习绘画，随后师从其叔父克里斯托夫·普拉策——帕绍的宫廷画家。 1726年，他进入维也纳帝国美术学院学习，师从雅各布·范·舒彭（1670-1751）。 1720年代初，他结识了西里西亚外交官阿尔布雷希特·冯·塞比施（Albrecht von Sebisch，1685-1748），后者为布雷斯劳的艺术收藏室向他购入了一组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一幅描绘亚历山大和塔莱斯特里斯的画作。 这一早年的成功立即确立了他的声誉，并保障了他的经济稳定。 在1730年至1740年间，普拉策尔的社会地位达到顶峰，也正值他事业最辉煌、创作最丰硕的时期；这幅描绘亚马逊女王塔莱斯特里斯受亚历山大大帝接见的壮观画作，无疑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在这十年间，他确立了自己在帝国首都作为最杰出的世俗历史画和交谈场景画家的地位，随后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开始困扰他，迫使他于1739年离开维也纳。 他的作品大获成功，且因他完全独力创作——没有助手，也没有工作室伙伴——而备受追捧，这一点从维也纳帝国美术学院的档案中可见一斑。 每一幅画作都需要他进行极其精细的创作，并耗费大量时间，以保持其著名的平滑、如玻璃般光洁的表面效果，正如我们这幅画作所展示的那样。 这幅精美的铜版画描绘了公元前330年，亚马逊女王塔莱斯特里斯与亚历山大大帝在赫尔卡尼亚相遇的场景。关于这一事件最完整的记载出自公元一世纪昆图斯·库尔西乌斯的著作。 得知亚历山大正在其王国附近征战后，女王请求觐见。 亚历山大接见了塔莱斯特里斯及其三百名女战士的护卫队，并询问她此行的目的。她解释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生一个孩子。在她看来，这种结合所诞生的孩子将成为两国帝国的合格继承人。 若孩子是女孩，她将留养；若是男孩，则会将其归还给父亲。亚历山大接受了塔莱斯特里斯的提议，与她共处十三日，随后她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昆提乌斯·库尔西乌斯，《历史》，第六卷，第五章）。这一事件显然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遭到质疑，尤其是阿里安和普鲁塔克对此提出过质疑，但其缺乏历史真实性并未阻止众多艺术家从中汲取灵感。 在普拉策看来，这些描绘亚历山大生平的作品，恰如其分地隐喻了查理·哈布斯堡（即查理六世，1685-1740）的帝国专制统治。 这些作品更主要地展现了普拉策非凡的艺术造诣——他在小型画作中以显微镜般的精准度构图，呈现出壮观的场景。普拉策描绘了亚历山大接见塔莱斯特里斯、并由后者阐述来访目的的瞬间。 亚历山大站在帐篷前，随从簇拥左右，前景中散落着武器和盔甲。塔莱斯特里斯自信地伫立于画面中央，身后是成群结队的女战士护卫，这一队列一直延伸至画面的背景深处。 场景的密集感、空间的纵深感，以及丰富细腻的细节与众多表情各异、个性鲜明的角色，共同构成了普拉策尔画风中极具代表性的杰作。 这种显微般的技法及其平滑的笔触，使这位艺术家跻身于由弗朗斯·弗兰肯二世、老扬·布鲁盖尔和小大卫·特尼尔斯所引领的17世纪安特卫普绘画伟大传统之中。 同样，画作中丰富的装饰元素、姿态优美的健壮男性躯体以及妩媚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他对曼耶里主义的兴趣，这也使他赢得了“奥地利戈尔茨修斯”的绰号 ，从而使他摆脱了“洛可可画家”这一狭隘的标签（参见《绘画的精致：约翰·格奥尔格·普拉策的杰作》，格拉茨，约阿内姆州立博物馆老画廊，2007年，第12页）。 此外，在专门研究该艺术家的专著作者迈克尔·克拉普夫看来，普拉策通过此类构图，在奥地利巴洛克艺术史上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他汲取了比比埃纳家族作品中的戏剧性与惊人的视角，并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