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 一件罕见而宏伟的中国“阳彩”粉彩栏杆式花瓶，体量宏大

一件罕见而宏伟的中国“阳彩”粉彩栏杆式花瓶，体量宏大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 以仿刮花技法在粉红色卷草纹底色上施以精美细致的宝香花与叶纹，肩部饰有锦纹边饰，下部纹饰区以仿织物褶角包围着蝙蝠与悬挂的音石， 颈部微微外扩，饰有规整的垂带纹边饰，以相互交错的卷草纹勾勒轮廓，内含花朵图案；底足处另有一道垂带纹带，同样内含花朵图案，与颈部相呼应；内壁为绿松石色，底足未施釉，高61厘米。 来源：约1960年代，航运巨头埃利亚斯·卡洛格拉斯（Elias Calogeras，1933-2018）在中国出差期间据传购得，此后由家族传承至现藏家。 清乾隆/嘉慶 粉地洋彩洋花大瓶 来源：据传约于1960年代，由航运业巨头埃利亚斯·卡洛格拉斯（Elias Calogeras，1933–2018）在中国出差期间购得，其后由家族世代传承至现任藏家。 关于洋彩早期发展的详细文字记载仍十分稀少。一般认为，洋彩是在康熙晚期，随着宫中瓷胎法郎彩的成功发展而出现，并在雍正年间达到鼎盛。 据《造板处档案：法郎彩作》（《火吉堂：法郎作》）记载，永正六年（1728年）七月十二日的一则条目中写道： “宜亲王进献……新制法郎彩釉料：月白、白、黄、绿……共九色……查明月白、松花粉两色的数量，供年希尧烧制瓷器。” 年希尧于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间担任景德镇瓷器总管。 该记载表明，大约在雍正六年（1728年）左右，景德镇御窑厂可能已经开始生产阳彩瓷器。 此外，雍正七年七月（1729年），年希尧从江西派遣两名经验丰富的釉彩画师周月和吴世琪前往京城。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当时景德镇已开始进行阳彩瓷器的绘制。 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著《陶务续略补记》中记载： “阳彩器皿系本朝新创，仿西方法郎彩珐琅绘制之法；人物、山水、花鸟，皆绘制得精妙细腻，栩栩如生。” 综合这些记载可知，至雍正时期，景德镇的阳彩生产在技术上已臻成熟，并已稳固确立。 现存最早关于阳彩的正式定义可追溯至乾隆八年（1743年）。时任瓷器总管唐英在《陶业图说》的“阳彩器”一节中写道： “白釉直身器皿上绘以多色彩绘，仿效西方风格，故称阳彩。精通此艺的画师须先研磨并精细调和各种颜料…… 所用颜料与法郎彩相同，调制方法有三种：一种用云香油[一种当地生产的、可替代进口釉油的油]，一种用胶水，一种用清水。 油性颜料适合勾勒阴影和晕染；用胶水调和的颜料适合擦拭和搓拭；而用清水调制的颜料则适合堆砌和填充装饰图案。绘制时，有的画师将器皿放在桌上作画，有的手持器皿作画，还有的则斜倚在器皿旁较低的位置作画。 每种姿势都根据器皿的大小和形状而定，以便于笔触的运用。” 唐英的说明突出了阳彩的两大显著特征。首先，其色彩丰富，所用颜料与法郎彩极为相似。其次，器形往往较为复杂，要求画师在绘制大型器物时，需根据器形调整姿势和作画角度。 乾隆年间，在唐英的督制下，景德镇御窑场的阳彩瓷迎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其器型与纹饰日益精美，生产范围和产量均远超雍正时期。 与此同时，瓷器生产也日益受到皇帝品味与偏好的严格制约。宫廷档案中记载的一种器物，似乎与本次拍卖中这件大型粉地阳彩花瓶有着密切的关联。 《宫务》中的一则条目